2009年，上海骄傲节在上海这所包容、多元、现代化的城市起步，首次构建了国内第一场社群内部赋能和外部展示的平台，并迅速成为中国性少数群体递向世界的一张明信片。然而，令人痛惜的是，2020年8月13日，上海骄傲节团队突然地宣布取消未来的所有活动计划，无理由、无限期，“一石激起千层浪”，个中缘由引得国内社群及机构的诸多猜测。我一直遗憾的是未能参加过上海骄傲节的活动，仅是在社群内部耳闻甚多，但却接触且参与过诸多LGBT+社会组织和机构，也确实感受到了国内社群的举步维艰和自我封闭：一方面想借鉴国外平权运动的成功经验，另外一方面却是本土化的“水土不服”。

“骄傲节”作为舶来词，始兴起于上世纪90年代的欧美国家，意为主要致力于支持LGBT+权利所举办的国际盛会活动，包括体育、艺术、游行等，目前已经在英国伦敦、德国柏林、法国巴黎、意大利罗马、奥地利维也纳、西班牙马德里、波兰华沙、瑞典斯德哥尔摩、瑞士苏黎世、丹麦哥本哈根、荷兰阿姆斯特丹、挪威奥斯陆、拉脱维亚里加、澳大利亚布里斯班、美国纽约等多个城市举行过，已经是国际上公认的狂欢节之一。

尽管欧美国家的骄傲节已渐成盛势，同时在我国的台湾、香港地区也出现了类似的“骄傲节大游行”，但部分性少数人群仍对此感到困惑，他们认为这类活动已经脱离了平权运动的范畴，仅仅是一个供大家娱乐的节日盛典，部分活动甚至沦为了一种粗鄙的、炫耀性的平台，其中的有些参与者根本没有“平权”的心思，转而去追逐性爱和快感。这些担忧不无道理，骄傲节展示的很多形象也确实和日常生活有所差异。此外，日益商业化的活动也愈发模糊了骄傲节的焦点和初衷，已逐渐失却早年间抗争的色彩。

和我国LGBT+社群运动不同的是，早在50、60年代，欧美国家的平权运动就已经逐渐兴起了，到70年代，性少数社群的组织更是蓬勃发展，遍布各地，因此在90年代举办的骄傲节活动算是“水到渠成”，来自于社会大众和国家机构的阻力已经比较小了。而同时期的我国，LGBT+社群意识才刚刚觉醒，1998年在北京大觉寺举办了所谓的“第一次”同志“地下会议”，而能让性少数群体进入公众视野的，却并不是社群身份的运动，反是国内学者如张北川、李银河的研究工作。不过短短20余年，我国社群活动已成方兴之势，公众对性少数群体的态度也有了不小的改观，确实是值得鼓励和欣慰的。

上海骄傲节能在10多年前举办，不得不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按照欧美国家运动的发展史，骄傲节这类活动多在社会大众反对声音较小的时候才能顺利进行，在2009年开始的上海骄傲节，是一种偶然也是一种幸运，一方面有社会大环境的原因（奥运会和此类研究多样化），另一方面也有组织者的倾向性的原因，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上海骄傲节本身已经在做本土化的努力和规避了，比如不涉游行、不涉诉求、不涉平权，仅仅是对污名化、歧视的抗争，以及令人开心的娱乐、社交活动，在这个方面，这个团队已经做得很好了。

上海骄傲节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国内社群活动的代表了，再加上近些年国内社群活动的日趋活跃，多个地区都在寻求当地骄傲节的可能性和可行性，此次关停无疑是一种警告，同时，我们也可以从中吸取某些经验和教训。

国内社群活动大多在参照欧美的成功经验，但显然地，国内社群的历史背景、社会环境、活动形式和群体思想都是大相径庭。

历史背景：从前述可知，我国社群活动的发展时间尚短，缺乏足够的沉淀和基础，致使大众对LGBT+的印象还停留在“鸡奸”、“流氓”、“性变态”、“娘娘腔”、“女汉子”、“罔顾人伦”等负面词汇上，尤其在缺乏信息渠道的中老年群众中更为常见，而年轻人又缺乏足够的话语权和沟通方式。

社会环境：社会环境的影响主要来自于政府和大众。目前，我国对于LGBT+的态度依然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在公众宣传上依然是较为严格的，影视、动漫、书籍、媒体上的LGBT+符号只能一减再减，部分作品或媒体甚至开始“自我审查”以规避风险。此外，社会大众对LGBT+的了解有限，我国本科教育率依然在5%左右，其中的年轻学生对LGBT+的友善程度尚可，很多社群公益人看到微博、抖音、豆瓣、知乎、公众号等用户的友善言论往往会有一种“四海升平”的错觉，但如果稀释到整个大环境下，这类数据马上就会变得无足轻重，看看传统的媒体客户端下的留言就会发现其中的不同，寻求社会包容的道路仍然道阻且艰。

活动形式：与欧美国家外部平权的活动不同，国内社群的活动形式多为内部赋能，面向大众的活动较少，一方面是客观环境上不允许，能在合适范围内举行的活动少之又少；另一方面是社群内部的“惧外感”，不管什么社群有什么组织举行什么活动，归根结底还是要落实到人，我遇见过很多活动参与人员并不愿意面向社会大众，他们把性取向（性倾向/性别认同等）看作个人隐私，这也是国内思想的传统性，活动找不到人或是人手有限，那么活动规模和效果也会大受限制。此外，我国的社群活动一开始以“自上而下”的防性艾活动为主，而欧美则是“自下而上”的抗争活动，这也注定了如果想举办大型的“从下至上”的活动必须要寻求国家的支持或默认。

群体思想：就我的经历而言，社群内部的思想存在很大的差异，比如“断代割裂”：老一辈社群认为后代是比较重要的，对同婚也多保有同情的心理，但年轻志愿者大多深恶痛绝；再比如内部不同群体的认知矛盾：酷儿和跨儿们提倡多元性别和性取向，而同性恋群体大多会对此感到困惑，认为其很难在社会推广以得到认同；再如性观念的差异：有人赞同单边的性关系，有人则认为这是自我禁锢在社会画下的“牢笼”内，从而提倡开放性关系；再如社群“统一”与“分治”的差异：有些人认为性少数群体应该拧成一股绳争取统一的利益，但其他人则认为每个群体的诉求是不一致的，甚至会反对“被代表”……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在欧美国家由于“身份政治”导致的影响尤甚，与之不同之处在于，国内社群内部的党政立场所带来的割裂（自行解释）。对于社会大众的思想而言，和欧美“天赋人权”不同，中国大众是传统的集体式群体，非常在意个人在社会中的责任与义务，对于性少数群体，多抱有“群体思维”看待，“一家人”、“为你好”、“照顾父母的感受”、“别人怎么看你”、“以后怎么办”，这种情况在亲友中感觉尤其明显。

虽然和欧美社群存在种种不同，但他们的成功给予了国内社群勇气和信心，我们要做的，就是寻求适合国内发展的道路，一些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活动。和欧美“天赋人权”的传统的个人主义不同，我国强调的是“威权”式的法治，本质上倾向于集体主义。可能有些人不爱这种“管家”式的集体主义，甚至认为会侵犯个人权利，但就我而言，人类的本质就是社会的、集体的（《三体》中的一句话“个人在人类存亡面前不值一提”，放在这里不合适，但能说明本质），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摆脱社会的身份。在理想状态下，“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能够促进社会的进一步稳定和昌盛，但在目前的现实中，不管在国内还是国外，这种状态都要大打折扣，当然，二者各有利弊，全在平衡之处如何把控。

回到正题，我并不是要说性少数群体要“泯然众人”，而是说“天赋人权”的平权式运动在目前的国内很难行得通，需要转变的是在国情下选择法制支持，进而实现社会支持，比如“毒教材案”、“就业歧视案”、“扭转治疗案”、“校园霸凌案”等等，同时我们也能看到，这些案子基本都获得了法律上的认可和支持，这就说明这条路子是行得通的，会逐渐倒逼司法系统维护性少数群体的权益，进而提高在社会的可见度和包容度。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我很佩服也很喜欢上海骄傲节，他们为国内社群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本人只是想提供些新思路，思考我国社群活动本土化的未来，哪个可能是最有效、最能提高社会可见度、最能得到国家支持和社会认同、最能维护性少数群体的利益的方法，“九层之台，起于累土”，这需要我们每个人、每个组织的努力，我相信其中每个活动努力的方向、方法、方式都是在不断推进我国社群活动的进步。

参考文献：
1.上海骄傲节 ShanghaiPRIDE
2.维基百科：https://zh.m.wikipedia.org/zh-hans/%E6%AC%A7%E6%B4%B2%E9%AA%84%E5%82%B2%E8%8A%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