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2到2019年，我从事同志公益工作已七年。近日写了一些同志公益ABC本来想给新志愿者科普用，若能让行业外的朋友也对同志公益有所了解，不胜荣幸。

2019年有个同志机构（虹园）曾统计，全国范围内的同志公益组织约200多个。当然，这个数字每年都在变化，有些年变多，有些年变少。后生力量诚可畏，但要维系一个同志公益组织的运作，也不是件易事。

同志 ≠ 同性恋：同志公益组织服务谁？

一提到同志，很多人首先会想到同性恋。其实同志的范围和内涵很广，也包括双性恋、跨性别人士等群体。这得益于中文语境的包容和含糊。

同志这个词一开始源于香港文化圈，用“同”代表“同性恋”，而“同志”则有“共同志向”之义。后来逐渐流传到台湾和大陆，现在也被台湾和香港官方用来指代LGBT（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别、跨性别）人群^[1]。

同志公益组织通常以服务于不同地域和不同的细分人群来划定自己的工作范围。例如某高校彩虹社，某市女同小组，某省LBT联合会。

也有在全国范围内服务某一人群的组织，例如同性恋亲友会，跨儿中心，以及一些双性恋组织。此外还有 “同妻”“同夫”（同性恋者与异性结婚产生的妻子或丈夫）团体。

也有基于互联网、媒体、资讯类的组织，因此也就无所谓地域，例如爱白网、GS乐点杂志、拉拉风向标、同志之声等等。

有些组织将LGBT等各类群体的活动集于一身，也有些组织单做某一群体的服务。私以为这样的分别之间无所谓优劣，只是适应机构自身资源和发展策略的不同。

不可否认的是，大城市的同志组织往往因其区位优势而相对容易获得生存所需的资源，例如能够贡献时间的志愿者（主要来自大学生）、相对包容的社会环境，以及不求多但少不得的资金。缺乏这样的生存土壤，则是小县城罕见同志组织的原因。

同志公益 ≠ 教人搞同性恋：同志公益组织在做啥？

很多异性恋者听说我做同志公益后的第一反应是：“你是教人怎么搞同性恋的吗？”

讲真，教人“搞同性恋”是第一步。

同性恋不是那么好搞的，要搞好同性恋，真的不容易。

仅从性行为来说，“搞同性恋”就有许多讲究。男同志要戴套、预防艾滋，女同志要讲究方法、卫生，也要戴套。因此仅仅为男同做艾滋病检测和防治教育的同志组织就有很多很多，免费的、收费的、拿疾控资金的，逐渐成了一个行业。而女用指套、情趣用品、束胸则成就了无数淘宝商家（这里超出了我的讨论范围）。

“搞同性恋”很多时候其实与性行为无关。当“同志”们第一次发现自己喜欢同性，或跨性别者想要“找回”自己的性别时，首先要克服内心的负罪感，而这种被内化的道德批判是几千年来的文化根植在每个人的大脑里的，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摆脱。因此，如何接纳自我、认同自我，成了同志组织里常常讨论的话题。

同志组织用尽了各式各样的工作方法，来帮助同志群体消除这种莫须有的污名。最早出现的是同伴支持的服务形式，例如热线、沙龙活动等，这些个人或团体组织大家讨论问题，提供陪伴。

还有各类兴趣爱好小组，例如合唱团、体育运动小组等。同志在这些团体中不仅因为相同的爱好而相聚，还能在被性别刻板印象裹挟的主流文化之外找到亚文化^[2]立足的一席之地，比如女生在合唱演出中不一定要穿长裙，男生在体育中也可以表现出阴柔之美。

文学、影像作为自我表达、记录现实的利器，在同志组织里也是不可或缺的一股力量。有独立纪录片导演拍摄作品，也有各地组织承办展映会。有些个人或团体喜好编译海内外的同志故事，也有机构专门教同志如何写作，或者如何用影像记录自己的生活。在单一故事被奉为主流的社会之外，这些多元的故事让同志们对生活的想象有了更多的可能。

同志组织也并不都与主流社会绕道而走。有些个人行动者或团体直面不公，与主流社会“硬刚”。有打官司状告心理治疗机构非法治疗同性恋的，有起诉广电总局不该“和谐”同性恋电影的，有状告教育部没有审核恐同教科书的，也有告民政局不让同性结婚的，还有告企业歧视跨性别人士的性别表达、侵害“人格权”的。有些案件胜诉，被中国的司法系统写进了历史；有些案件“不予立案”，但或让法律专家开始关注和推动这一领域法律的完善，或让媒体和大众为之一振。

这几年，以律师、心理咨询师、教师为代表的专业人士组成的同志支持团体，在其各个专业领域或行业环境内为同志提供了友善的、支持性的服务，也成为了一道亮丽风景。

同志公益也常常和其它领域的公益组织结盟。首先是作为“近亲”的女泉、性教育组织。这些组织因为同样要解决父权社会的压迫问题，因此是同志组织天然的同盟。除此之外，残障组织、劳工组织等关注社会上其他边缘群体的公益组织也是同志组织的好朋友。不仅因为彼此相似的处境而惺惺相惜，在一个向前发展的公民社会中，人会拥有更多的横向型的连结（例如归属于某个或多个社会团体），而不仅仅是纵向的连结（受长辈、领导、威权主导的人际关系），这也是为什么境外的同志游行中经常能看到各种看似与同志无关的社会团体的旗帜，而代表同性恋的彩虹旗也常常出现在各种主题的游行队伍中。

同志公益，有用吗？

当我们用“有没有用”来评判一件事物的时候，要么是你完全不了解它，要么是你对要不要继续做这件事产生了动摇。在这样的前提下，“信则有，不信则无”还真不是一句迷信。只有当更多人相信它有用，才有更多人愿意参与它、投入它。而只有当更多人投入了它，成为它的一部分，这些人才有可能在其中找到参与的意义，它才会变得“有用”。

改编一句不明出处的话：不是因为有用才去做，而是做了，才变得有用。

说得有点玄乎。科学评估方法讲究用数据衡量有效性，很遗憾我没有数据。相信一些资助过同志组织的基金会或一些大型同志组织手上会有类似这样的数据：筹集了XX元善款，用于XX个活动，触达XX人，改变了XX人对于同志群体的认知，帮助了XX人建立了……

将已经完成或即将开展的工作数据化是非常有必要的，这能让不相信你的人闭嘴。而同志公益中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去影响更多的人。何来“更多”？如此这般将雪球越滚越大。

而我为什么手上没有数据却仍觉得它有用？

因为我看到了自己在其中获得的成长，也看到了身边的人因参与其中而发生的改变。

但只是“我看见”“我感觉”这样的力量还很渺小，仍然希望以后能有更多专业的社会调查数据出来，让更多人去看见和相信。

罗曼·罗兰说：“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就是认清了生活的真相后还依然热爱它。”面对同志公益，也是如此。它当然不完美，但你的参与，让它完美。

同志公益面临的挑战

中国政府会打压同志公益吗？我认为这个问题不应这样简单看待。正如星星博士在OutChina的访谈里所说：“我觉得中国政府从宏观的角度从来没有计划宏观性地打压LGBT群体，只是不希望任何一种运动势力发展到一定规模。”^[3] 政府是打压所有公益吗？也不是。这几年来，如果说政府“打压”一些公益组织，不光是LGBT领域的，其它各个领域都有被关停的组织。相反，很多公益组织在这几年发展得如火如荼。政府打压的是“反动势力”，但有时候矫枉过正，很多人莫名被戴上了“反动”的帽子。不过这个问题有些复杂，在此先不展开。

如果非要给同志公益塑造一个敌人（虽然这种做法我很不喜欢），这个敌人不应是政府，而应是一种崇尚权威、指望国家某一天就会自上而下地改变，这种奉行机会主义和将自己的命运交由他人决定的想法和文化。这种想法不仅出现在同志群体中，在各种语境下都很常见。

因此，同志公益组织的志愿者和工作人员更应警惕一种“怼天怼地怼一切”的戾气。我们可以保持愤怒，这种愤怒是我们所经历的苦难带给我们的，是珍贵的，它让我们反击不公正的命运安排，让我们保持对更美好的生活的向往。但戾气只会灼伤自己，也灼伤他人。没有人愿意亲近一个时时刻刻都充满愤怒的人。我们既然因为向往爱而相聚，就不要让自己变成只想摧毁一切的魔鬼。这既是工作方法的问题，也是我们身而为人，一生要与自己相处、与他人相处的成长课题。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要解决系统性的问题，就需要系统性的人与方法。这也是为什么有各行各业，而同志公益还很难称得上是一个行业，它只是一部分人的“业余爱好”。我认为这才是中国大陆的同志公益当前面临的重大挑战。相比其它领域的公益组织已经有不少人开始踏上职业化的道路，99%的同志公益组织还是只能依靠一年N换的志愿者开展工作。

志愿精神是不可替代的，即使有职人出现，NGO仍然需要大量的志愿者，这并不矛盾。但是当一个组织只有志愿者，它的经验和资源势必难以积累下来，纵使有志愿者能奉献几千上万小时的工作，但这些工作的效率，本来是可以通过“职业化”而大大提升的。

而通往职业化的道路，无非是公益筹款，或商业服务收费，有时是二者并用。筹款是羊毛出在猪身上，服务收费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不管用什么方法，只有当这一行业有足够的钱来留住人、培养人，积累充足的社会资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它才能够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不是石墙运动给美国带来了同志平权，而是美国的同志群体拥有了足够的资源和能力去引领社会运动之后，这时有了石墙。^[4]

参考

1. ^维基百科, 词条“同志（LGBT）”，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0%8C%E5%BF%97_(LGBT)
2. ^李银河，《同性恋亚文化》，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
3. ^OutChina，《星星博士：中国同志运动的未来》，2016 https://mp.weixin.qq.com/s/VLye6WXLO8cKUlT8LVEUYQ
4. ^张跃然，张浚逸，《一场同志运动何以被历史铭记？》，政见CNPolitics，2016，https://mp.weixin.qq.com/s/HOvcz9VoJ-z10gF1DTf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