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应爱白网之邀为《认识同志》手册而写的，经作者与《家庭》杂志编辑合力修改后，在《家庭》2006年8月上半月版以《做勇敢母亲，给同性恋儿子一颗勇敢的心》为题率先发表。这里刊出的是原稿。
 

2005年11月8日，南方报业集团《南方都市报》刊出对我儿子的专访，照片清晰，标题醒目：《广州公开同性恋者身份第一人郑远涛：我有责任公开同性恋者身份》。11月16日，南方电视台在《今日一线：封面故事》中，播出了我和远涛接受采访的录像。据说在国内我是第一个以“同性恋者的母亲”身份在电视上亮相，因而被主持人介绍为“勇敢的母亲”。随后，我和儿子又接受了羊城晚报报业集团《新快报》和广州电视台的采访。一时间，成千上万的人知道了我的“勇敢”。对此，人们褒贬不一，而我自己则同儿子一样，“勇敢”出自责任。
 

儿子告诉我他是个同性恋者
 

我在粤北山区当过知青，搞过文艺创作；在粤西国企干过政工；回广州后一直编文学杂志。先生是教师。岁月流转，喜得独生子远涛时，我33岁，先生40岁。我们陪我离休的父母度晚年，两代人对远涛既不溺爱也不苛责。儿子有了这样自由、宽松的成长空间，逐渐长成知书识礼、正直善良的小伙子，是班干、团干，很让家长放心。他爱好文学艺术，性格、气质与我有相似之处，我们母子间交流越来越多，彼此信任，他觉得和我关系更像朋友。
 

儿子大约在初中阶段就越来越清楚自己的性倾向，但真正爱上男性却是在高一时，那是他的同学。儿子明知对方是异性恋者，但还是向他坦白了性倾向，不是求爱，而是希望好朋友分担这个秘密。可能这个举动太出人意表了，对方从此有意无意地避着他。同时，很喜欢他的女生晓宁与他越走越近。我和先生看见他俩常为班上出墙报的事在我家写写画画，学习成绩排名又常挨在一起，你追我赶的，私下觉得挺好。不料儿子主动对我说：“爸爸妈妈一定以为我和晓宁在恋爱。不是的，我和她都明白不是的。”我说：“是也没什么，年轻人总应该交朋友的，掌握分寸就是了。”我和先生都以为儿子或者未意识到、或者不好意思承认正处在初恋中。其实儿子已告诉晓宁自己是同志。虽然他也喜欢她，但不是爱情。10年后的今天，他俩仍时常来往，互为知己。
 

儿子说他最喜欢的音乐人黄耀明是同志，我常听儿子播放他的歌，一起欣赏他演唱会的VCD，觉得这个人才华出众（后来我才知道文艺界不少名人如白先勇、张国荣等都是同志）。儿子还不时向我推介同性恋题材的中外电影、小说，交流心得。我自己也带着探究心理读了些纪实类书籍。这一切，无形中为我作好了心理铺垫。儿子读高三期间的某一天，我对他讲了自己新近的一段感情经历，他听完说道：“妈妈，你告诉我这么多，我也告诉你一件事。”随后他说出了自己的性倾向。我并没有大惊小怪，因为我明白同性恋不是心理或生理疾病，只是一种与异性恋不同的性倾向。但我从母亲的角度本能地关心儿子能否找到满意的爱人。我说，多少异性恋者寻找一生都未必遇上如意的伴侣，同性恋者人数少，又不敢公开身份，你上哪儿去找朋友啊？儿子说自己还年轻，不急；同志人群有社团、网站，只要自己是优秀的，总可以找到相爱的人。我又说：“既然还没有对象，那就等上大学甚至工作之后再看吧，说不定有些很优秀的女性令你动心呢。”他有个从幼儿园就同班的女同学，各方面都很出色，两人又惺惺相惜，交情很深，我说这种女孩不可多得，你怎不考虑她？儿子笑着回答：“我不会爱女孩子，就像妈妈你不会爱女人，都一样是自然的。”既然如此，我只好叮嘱他与同志交往时谨慎些。其实我一直相信儿子的品味和选择是错不到哪儿去的。先生听我转述了儿子的话之后，说道：“他现在还小，未定型，长大以后会转变的。”
 

我们尊重儿子的同性之爱
 

我们尊重儿子的志愿，由着他报考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文学院，后来更由着他选学了最喜爱但不热门的英美文学专业。儿子学习出色，担任戏剧节参赛剧的导演又夺了几个奖项，在学生中颇引人注目。大一时他借作文《The Last Night》（最后一夜）写出自己对同性爱的切身感受，老师给了高分，并要他在全班朗读该文。以后他又将性倾向告诉了一些同学、舍友。大学毕业后他进入出版集团当编辑，依然在同事中公开自己的同性恋身份。我们做父母的欣慰地看到，儿子活得真实、坦诚、快乐。
 

远涛读大二那年，通过爱白网与搞美术的扬相识相爱。我和先生都认可他俩的关系，欢迎扬来我家过夜。我生日那天，扬买来鲜花、蛋糕，正式与家长见面。席间，我询问了他的家庭情况、个人经历，觉得他俩很合适。他们确实给彼此带来莫大快乐。可惜扬没有勇气向家长公开同志身份，虽然他自己说对女性和男性的爱是三七开，但他还是决定放弃仍然爱着的远涛，接受一个女孩。初恋就这样结束了，儿子起初很伤心，但过后想想这样也好，给了自己经历更多的机会。我曾十分担心他再遇不上与自己如此默契的同志，他却说：“失去好的，再找更好的。”在接受爱白网站《我做名人》访谈时，远涛表示：“一个人有强大的自我就不怕别人对他做什么。‘不居则不去，’——有爱人的时候，我不自恃这种善变的拥有；失去了以后，我的自我还在，生命还有许多别的趣味，伤痛一过，我又可以重新站在阳光下了。”
 

决定做爱白的嘉宾前，远涛跟我打过招呼，也征得扬的同意。事后扬说，那是他看过的最好的一次访谈。远涛把长达8页的访谈打印出来送给我，我一直保存着。细读儿子21岁生日前夕在网络上袒露的心迹，我发现他比我想象的要成熟许多，原有的某些疑虑打消了。远涛在访谈里说，他贴出交友广告后，引起许多回应，也与一些同志有过性关系，但没有爱，或者只是对方爱他。他发现“一夜情”不适合自己，“单纯的性满足重复下去没多大意思，缺少回味，缺少温暖。”他认为同志本身需要自尊、自爱，“如果不自律，就无法改变异性恋世界认为同性恋者滥交的刻板印象，也就谈不上争取全社会对同志更广泛的尊重。”他这样描述与我的关系：“我和我妈妈是经常交流的，但不是餐桌上厨房里就是电脑或书桌前——多是在一个人‘干活’时另一个人主动走来说。我们不会大而概之地谈，只从很小很日常的地方切入。比如说，我新认识了一个同志网友，他本人如何如何，离我原本的想象有多远，哪些地方会成为我和他发展的障碍等等，而这些谈论归结起来，我想找的男朋友便会是这样的：首先得正直善良，其次要聪明、有生活情趣，最好和我一样喜欢文学艺术，最后——理想化的想法——他能勇敢爱我。两个人牵着手走在街上，‘Watched by every human love’（奥登诗句：‘在世间每个爱人的注视中’）。”看到这些文字，我盼望它早日成为现实。
 

过了两年，儿子已在出版社工作。他告诉我和先生，他与在广州某大学任教的新西兰青年森相爱了。我们高兴地请森赴家宴，并且迅速接纳了这位喜欢艺术的外国朋友。森请我们去他的学院玩，放假时也来我家小住。森的母亲和我一样是位编辑，来中国游玩时特意与我们见面。两家人一起逛公园、吃粤菜，远涛还陪着她游珠江。她对远涛称赞不已，我们也感谢森令平淡的日子生色不少。每当看到远涛和森牵着手散步，又看到他俩在北京、澳门旅行的亲密合影，我就像多了个儿子般开心。我暗暗思忖，国内保守观念太强，同性恋者承受的压力太大，做家长的有我们这么开明已是不错，但很难碰上双方家长都开明的。远涛和森相识是缘分，他俩若想在国内住到一起我赞成，若要出国结婚定居我也理解。我虽然爱儿子，但还没有抱孙子的渴望；先生是华侨孤儿，归国后靠助学金完成学业，对传宗接代看得很淡。他对我说，我们让远涛从小享有足够的自由，无论升学、就业、交友，都尊重他的志愿。远涛在访谈中也说：“我一辈子感激父母让我走自己的路。”

站出来面对媒体是一种责任

按常理，有个宽松自由的小环境，悠然自得与世无争地享受同性之爱，该知足了，可远涛不这么认为。他觉得自己很幸运，有条件站出来，也有责任做一些对同性恋群体有利的事情。从2001年起，他就成了爱白的网络编辑，无论多忙，都要义务编写、翻译资料，宣传科学、文明。他关心各地同志，有人顶不住家庭压力灰心绝望，远涛劝慰激励；有人认为反正父母不会理解自己，就无心向学，玩世不恭，远涛严肃批评。作为志愿者，他觉得自己的优势在外语，便努力翻译国外同性恋主题的文学作品，传播高格调、美好的同性文化，提高同性恋群体的权利意识，倡导自尊自爱。为了集中精力研读、翻译，他辞了职，回家工作。尽管收入不高也不稳定，但只要网站有任务，远涛都搁下私事去完成。他多次去北京、杭州、厦门、香港等地参加活动，采写报道，我和先生则默默地做他的后盾。
 

2004年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那天，远涛在家中接受广州电视台采访，为省疾控中心开展的同性恋者艾滋病预防项目做公益宣传。事前他征求过我们意见，声音、形象都未经技术处理，公开以同性恋者身份，呼吁同志接受艾滋病检测。几位亲戚看到节目，议论说，荧屏上的“阿涛”真像远涛！有人向我求证，我见时机未成熟，不宜贸然公开儿子的性倾向，就支吾过去。2005年6月下旬，远涛上北京出席性权利与性健康会议后，应天津卫视邀请，与防艾专家张北川教授、公开同志身份的导演崔子恩一起，在天津接受访问。他叮嘱我和先生收看节目，我也通知了不少朋友准时收看。这些年，许多人问我远涛有没有女朋友，我都含糊其辞，后来才陆续向一些朋友说了真话。他们有的诧异远涛怎会产生这种性倾向，要我反省在儿子成长过程中忽略了哪个阶段，是否“没把好关”，还提醒我赶紧“纠偏”，帮他回到“正常”轨道上来。我始终无法从专业角度说清问题，只能坚定地表示，儿子没做错事、坏事，同性恋是他的自由，我尊重他，支持他。朋友们听了也就不好再说什么，毕竟这是我的儿子嘛。这回，好不容易有主流媒体提供那样一个平台正面宣传同性恋知识，我真巴不得朋友们和我一样看看节目，开开窍。当我看到儿子落落大方、侃侃而谈时，觉得是个很阳光的现代青年形象，有助于改变相当部分人对同志的误解、偏见。事实上，这也是许多观众的感觉。
 

鼓足勇气去做有意思的事
 

继天津卫视之后，2005年11月，南方电视台也准备采访远涛，并希望我同时接受采访。儿子没敢代我表态，这决心必须由我下。我犹豫了。广州是我生活工作几十年的城市，有数不清的校友、老师、同事；我又是当编辑的，联系着大量作者；还有娘家、婆家几十位亲戚……一旦自己在电视上出现，人们会怎么看？我和先生再怎么开明，社会上多数人对同性恋还是不理解、不接受的，甚至认为是件“丑事”。俗话说，“家丑不可外扬”。可是我一转念，又觉得不该给自己抹黑、加压。既然我敢于理直气壮地说儿子没干错事、坏事，那又怎扯得上“丑事”呢？不过，我一个年近花甲的女人，私底下支持儿子和他的同志们就够啦，犯得着在电视上抛头露面，让众人指指点点吗？弄不好还以为我“博出位”图名利哩！我几乎要说出那个“不”字了，内心深处却非常清楚，接受采访绝对是一件“有意思”的事。
 

两种想法在我脑中拉锯，最后促使我下决心的，是一个人、一句话、一件事。从酝酿这篇文章开始，我一直想绕开这人、这话、这事，但最终明白无法绕开——那一切已锲入我的生命。13年前，亦即1993年，年已46岁的我，一个普通的女编辑，自行策划、自筹资金编辑出版了包含250多帧照片、280多首诗的个人影集——《这一株三色堇》，印刷2000册，公开发行。军旅作家雷铎在《序》中写道：“阿坚不是撒切尔、英格丽·褒曼，却出版个人影集，还请了许许多多很有名的男人和女人——她的朋友们——为她的‘玉照’配诗，在个人行为规范很受约束的吾国吾民之中，这是需要一点想象力、勇气和决心的事情。世间任何事物都需要有人第一个尝试。一个普通女人印行个人影集，阿坚是我迄今知道的我的同胞们中的第一个。所以我说阿坚简直是个勇士。因其是‘普通女人’，这影集才有特殊的开拓意义。一个普通女人的‘生活档案’也许比名女人更具普遍的社会学含意。”影集出版后，《羊城晚报》、《南方日报》等几十种报纸、全国各大省区杂志及港台、海外传媒都作了宣传。人们普遍认为，它体现了“老三届”的精神风貌和中国妇女自我意识的觉醒，具有特定的时代意义。难能可贵的是，1936年入党的80岁老父亲，对我出版影集的评价是“有意思！”还有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先生的支持，年仅13岁的儿子捐出了全部压岁钱。
 

我曾有勇气做了那么件有意思的事，今天怎么就变得患得患失了？我想着去世12年的父亲，没有经历坎坷忧国忧民的他，就没有真实坦荡敢作敢为的我。如果他健在，一定会鼓励我：“有意思！”儿子自觉承担社会责任，我作为母亲，理当与他并肩而立！就这样，我和儿子愉快地接受了采访。儿子说：“妈妈，你不经意间又成了‘第一个’。”节目播出当天上午，我给许多亲友、作者（其中有部队政委、大学院长等）打了电话，又给单位全体同事写了公开信，希望大家抽空看看晚上的《封面故事》。想不到居然有那么多人收看这节目。第二天，儿子外出，出租车司机问：“你就是电视上那位吧？”我和儿子步入西餐厅，咨客小姐笑道：“我在电视上看见你俩了！”同志网友纷纷说：“感谢远涛的妈妈，也是我们的妈妈……”我听得最多的感叹是：“你可真勇敢！” 当然，压力不言而喻。反对意见一般不当面说，沉默、回避，已是一种表态。不要紧，认识事物总有一个过程，我和先生都是这样走过来的。
 

今年5月，我和远涛结伴游云南。十天相处，话题广泛，彼此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远涛与新西兰的森不再是恋人了，但依然是朋友。是远涛追求更全面、更深刻、更长久的契合，而向森提出分手的。他曾经说：“真爱过就够了，没有必要计较爱多久。”我和先生对儿子的新男友照样很喜欢，只是不知他将来能否过得父母那一关。孩子们倒是对未来充满信心，中国与世界都是要与时俱进的。
 

在云南，我们母子俩去到金沙江上的虎跳峡时，正下着雨，江水在两岸峭壁夹逼下奔突，白浪似雪，涛声如雷，气势雄奇。忽然雨过天青，空中出现一道七色彩虹，远涛赶紧拍下第一次见到的景致。回到广州次日，他赶往珠海参加中山大学组织的广东地区性别和谐倡导日活动。第三日，又赶往香港参加国际不再恐同日游行。我看到他拍摄的照片，狂风暴雨中，彩虹旗格外鲜艳。虎跳峡的照片也冲印出来了，几乎所有人看了都奇怪，从没见过这种弧线向上的彩虹。我却想，大千世界，异彩纷呈，求同存异，共享和谐，世界才会彩虹般美丽。（文中远涛感情生活所涉人名均为化名）

照片、文字，来源于“爱白网（www.aibai.cn）”

2006-12-25